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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重夾縫中的噪聲治理，在2019年迎來“關鍵一擊”高居不下的投訴率，也正讓噪聲污染成為城市短板。與其他公害不同的是，噪聲物理性的特質決定了其難檢測的尷尬，加之“九龍治水”的困局也逐步讓“我想靜靜”成了一種奢侈。也正基于此，4月1日下午，生態環境部召開了噪聲法修訂啟動會。

作為一項嚴重的“城市病”，噪聲污染治理正來到聚光燈下。

近年來，隨著城市加快發展，城市生活越發“歡騰”：交通噪聲、生活噪聲、餐飲噪聲、空調外機噪聲以及廣場舞噪聲愈發凸顯。據我國2018年環境監測報告顯示，全國近2/3的城市居民在噪音超標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，忍受著噪音傷害。而在2016年，相關部門共收到環境噪聲投訴接近51.9萬件。中央環保督察組在此前公布的類似數據，同樣表明了人們對于噪聲污染的厭惡。

在眾多業界人士看來，噪聲污染已經到了“不得不防，不得不治”的地步。然而，盡管近年來噪音投訴比例居高不下，但問題的解決卻不易。一方面，噪聲與“三廢”不同，相較于空氣污染，噪聲污染往往是即時性的，表現不出明顯的污染形態，因此多被忽視；另一方面，噪聲損害難以測量、損害賠償難以計算、處罰規定偏軟等原因，實際執行效果不盡如人意。由于現代工業、交通運輸業規模很大，要采取噪音控制的企業和場所為數甚多，因此在防止噪音問題上，必須從技術、經濟和效果等方面進行綜合權衡。

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對噪聲污染的界定為“超標且擾民”，但社會生活噪聲是否超標，現實中很難界定。如《城市區域噪聲標準》中，明確規定了城市五類區域的環境噪聲最高限值，居住區、工業區、療養院等區域的噪音標準往往相差很大。此外，“噪聲對物體的損害是否具有判斷上的可行性”等問題也缺乏科學表述。

由于相關法律法規對三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，因此也給追責帶來難度。據了解，城市噪聲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噪聲、社會生活噪聲、工業噪聲和建筑施工噪聲四類。而這四種不同的噪聲污染，其監督管理涉及環保、工商、城管、公安等多個部門，其中工業、建筑施工噪聲應由環保部門監管，交通運輸、生活噪聲應由公安部門監管。還有的噪音問題，涉及鄰里糾紛，公眾既是噪音的受害者，同時也是噪音制造者，就更難厘清其中的責任。

值此背景，作為噪聲污染防治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——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自然成了各界關注焦點。我國1997年頒布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，至今已施行20年。受全國人大環資委委托，生態環境部4月1日召開《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》修改啟動會。下一步在修法過程中，要按照積極穩妥務實的修法原則，確保法律中重要制度的有效性；要突出源頭治理、問題導向，要保障修法投入，確保任務按期完成。誠如在行政處罰方面，不妨提高罰款金額。對于噪聲污染受害者，應適當減輕其舉證責任，并可提出固定金額的賠償或補償。

在地方層面，各級地方政府發布了環境噪聲污染防治相關法規、規章和文件共29部，其中，地方人大發布相關地方性法規3部，地方人民政府發布相關規章、文件26部。據統計，僅2015年一年就頒布了近7部環境噪聲相關標準規范，各省(區、市)制定印發了超過28部噪聲污染防治相關規章和規范性文件。通過立法來明確嚴厲的處罰措施，同時確保執行的可操作性，噪聲污染勢必會治理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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